赛博朋克，是“控制论”与“朋克”的合成词。控制论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运动，奠定了冷战后定量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时代。朋克则是起源于二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社区的亚文化，躁动反叛的青少年通过音乐、服饰、街头行动反抗一切统治权威。治理与反叛，两个矛盾的概念纠缠在一起。是对“高度机械文明”的反思。该背景大多描绘在未来，建立于“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结合”的基础上，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再以一定程度崩坏的社会结构做对比。之后，它从文学向电影、游戏等媒介延伸，催生了赛博朋克文化。同时，它还演变为一种视觉美学风格，被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众多领域中 。

“赛博朋克”脱胎于在1960-1970年代兴起的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1980年，科幻作家布鲁斯·博斯克创造了这个词，1984年，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将赛博朋克这个词发扬光大，并开启了一种科幻文学类别。拥有五花八门的视觉冲击效果，比如街头的霓虹灯、街排标志性广告以及高楼建筑等，通常搭配色彩是以黑、紫、绿、蓝、红为主，但霓虹灯等只是其中标志，并不是所有霓虹灯相关的都称为赛博朋克。

赛博朋克的情节经常围绕黑客、人工智能及大型企业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科幻小说家劳仑斯·普尔森曾尝试定义赛博朋克文学运动的内涵和社会思潮——经典的赛博朋克角色是边缘且性格疏远的独行者。他们生活在社会群体的边缘，一个弥漫反乌托邦氛围的未来地球：日常生活受到急剧改变的科技影响，普及的计算机化信息笼罩全球，以及侵入性的人体改造。

赛博朋克最早作为一种科幻题材出现，最早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科幻小说潮流，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长期发展成为了一种亚文化，目前已经不再仅限于科幻小说，而是充分渗透到小说，动漫，电影，游戏，艺术和建筑等多个领域中。在赛博朋克世界里，人成为了不值一提的渺小生物，由于高科技的发展，人与机械的分线开始消失，人工智能的发展诞生了有思想的仿生人，而且人工智能、黑客以及控制财富的大型公司之间产生了冲突，边缘人物则通过高科技来逃避集体意识实现个体的自由，带有反乌托邦的意识。和星际旅行、太空争霸等天马行空式的科幻世界比起来，赛博朋克给人的感觉更为真实，因为它加入了社会矛盾和对人性的思考，反乌托邦和悲观主义色彩都是赛博朋克文化的标签。

赛博朋克最核心的突出特点是“高科技，低生活”科技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下降。从世界观来看，赛博朋克是科技与社会碰撞形成的产物，而且是离现实不远的未来世界，这时候的实体国家通常已经消亡，由垄断公司掌控财富，城市化加剧、社会体系崩塌带来衰败与暴力。通常包含两组反差：视觉层面上，极高的技术水平与极低的生活质量形成反差；故事层面上，强权的科技公司与弱势的底层人民形成反差。在赛博朋克的作品中，一边是闪烁着霓虹灯光的摩天大楼，富人们在此享受生活，但在阴暗的角落里，到处是黑帮、流氓、抢劫犯的身影，穷人们只能靠电子产品来麻痹自己。

从科幻文学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盛行的“黄金年代”科幻文学已经显得乏力。这些作品对科学的乐观想象和对人类未来的乌托邦幻想已经让读者产生了厌倦。科幻新浪潮的适时出现试图让这种垂死的文体焕然一新，引导科幻小说进入了严肃文学的领域。这类科幻文学聚焦的主题与现实息息相关，不再一味歌颂太空探索、外星殖民的美好愿景，而是探索科技的黑暗面，由此逐渐表现为反乌托邦的叙事风格。诞生于这一时期的赛博朋克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些科幻作家试图通过作品来对嬉皮士、性解放、迷幻药文化等各种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和变革作出回应。他们意识到，追求效率的科技终将带来一个僵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整个社会充斥着对人性的压抑。霓虹灯与阴雨，摩天大楼与贫民窟也是赛博朋克的经典意象。例如香港历史上的九龙城寨，就成为了赛博朋克作品中的城市建筑原型。

菲利普·K·迪克的赛博朋克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对关于主题的类型化处理进行了说明，“电影视觉未来主义者”席德米德所设计的《银翼杀手》世界奠定了整个赛博朋克的风格基调。赛博朋克的世界是当代城市空间的一种极端版本，肮脏、污染、黑暗和危险遍布着整个底层街道和地面。而对于生活在街道之上的摩天大楼中的经济精英们来说，他们有干净安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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